“普鲁士境内的暴力极端活动已经到了猖獗的程度！”
威廉摄政王面色凝重、言辞恳切说道。
“这一次我们幸运的阻止了更大的悲剧发生，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我们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静静的听着，他们都知道威廉摄政王的这一番开场白只是一个铺垫，真正要说的话还在后面。
“我不管那些恶棍有着怎样的理由，信奉什么样的主义，可孩子是无辜的！我的上帝！还能有谁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那样无辜呢？！”
威廉摄政王讲这话的时候眼圈也有些发红，但是任谁都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才是关键。
“每当我们撒开网，要把那些恶棍一网打尽的时候，他们就像梭鱼一样往别的地方跑，可是我们不能天天撒网，所以等到我们收网之后，这些家伙就会再溜回来。”
“事情老这样，总这样！如果放在以前，我或许还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但是现在我真诚的恳请你们的帮助，请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
这句话对天下所有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的人来说都是无比触动的，显然，这句话会触发人作为哺乳动物的那种保护幼崽的本能。
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当然也会被这样的话语触动，但是作为政治家，他们非常清楚威廉摄政王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意气风发、欣欣向荣、快速进步、蒸蒸日上，这是很多介绍19世纪欧洲的历史课本给人留下的印象。
毕竟这个时代的欧洲接连有两次科技革命，有民权的长足进步，有革命志士的不屈抗争。
如果单看这些，那确实很难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而这些却恰恰是历史课本中大书特书的内容。
只可惜这些并不是19世纪欧洲的全貌，甚至可以说，在19世纪上中叶的欧洲，保守势力的反攻倒算和进步势力的拼死抗争才是时代的主流。
在19世纪的开头，便有拿破仑一世称帝，以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早已经名存实亡的第一共和国。
虽然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帝国”，比起波旁王朝那个封建帝国更有进步意义。
但是以“资产阶级的帝国”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的事情依然不啻为一种倒退。
以致于连原本热情歌颂过拿破仑的贝多芬都在得知拿破仑称帝之后愤然怒斥之为“一个把人民当垫脚石的小人”。
而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欧洲，保守势力更是掀起了反攻倒算的狂潮。
先有波旁王朝再次复辟，紧接着有其它欧洲各国对国内进步势力的大肆捕杀。
此后虽然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昙花一现和不堪忍受暴政的欧洲各国人民奋起抗争的1848年欧洲革命。
可是这些很快就沦为过眼云烟，阴险而善用权势的小拿破仑窃国自立，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而一时间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也在几个月之内就彻底灰飞烟灭了。
从那以后，整个欧洲几乎都是被各式各样的“帝国”、王国、大公国统治着。
这些刚刚经过了革命冲击的国家纵然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对旧有的政治体制做出修改。
但是本质上它们还是对于这些更进步的修改抱有反感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只要稍微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开始新一轮的反攻倒算。
作为反攻倒算的表现之一，在1848年革命后的19世纪五十年代，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在逮捕和驱逐各类所谓的“敌对分子”。
许多领导革命的精英人士都被划入这个“敌对分子”之列，迫隐姓埋名、出走海外，暂时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可供选择的流亡目的地实际上非常有限，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固然是个理想的所在。
但是一来跨大西洋的航运在彼时还不甚便利，二来那跨洋客船高昂的票价也不是随便就能出得起的。
所以绝大多数人就选择了一衣带水之外的英国作为流亡的落脚之地。
而近便绝不是选择英国的第一理由。
说起来，在1848年革命的大潮中，英国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不过因为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在内的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积极有效的进行改革。
整个英伦三岛之内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事件，倒是爱尔兰人民借此机会发动了武装起义。
但是考虑到在此之前爱尔兰在大英帝国之内那形同殖民地一般的地位，这次的武装起义反抗英国残暴统治的色彩更浓。
而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这场起义也很快就归于失败了。
所以可以说至少在英伦三岛范围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大潮并没有给这片土地带来多么巨大的冲击。
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国内政治空气显得相对轻松，对于来自于欧洲大陆的避难者们的态度也更加宽容，这才让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成为了其它欧洲各国“敌对分子”们的理想之选。
然而出逃到英国的各国“敌对分子”们的成分也是鱼龙混杂，这其中固然有马克思这样的伟大先驱。
但是也不乏一些反社会的奸邪之辈，说是“泥沙俱下”也毫不为过，可以说此后几十年间欧洲大陆上绑架、暗杀事件泛滥，跟英国政府对于这些人的过分宽容是有很大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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